梁平走出的北宋名相

纵观北宋政坛，张商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官至宰相，颇有政声，与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苏东坡、范祖禹、章惇等北宋一流名臣多有交集。回眸中国历史，张商英淹通儒、释、道三教，尤其是作为声望甚隆的护法大居士，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禅宗之最大宗派临济宗的有序发展与地位提升，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在梁平历史上，张商英的名声很高，影响很大。至今，梁平还有张商英留下的诸多遗迹，每每为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出生于西蜀新津的张商英，与千里之遥的梁平，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张商英（1044—1122），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出生于蜀州新津（今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新穿乡。祖上为长安人，七世祖张琰，官至右拾遗，唐末追随唐僖宗入蜀避乱，子孙留居蜀中。其父张文蔚,崇儒向学，为人急公好义，颇受乡人好评。张文蔚育有七个儿子,分别为张轩英、张颛英、张民英、张唐英、张虞英、张商英、张邦英。兄唐英进士及第，史才政声皆佳，曾经举荐王安石入相主持变法，对张商英的成长有重大影响。

张商英长身伟岸，洒脱不拘，恃其意气，不肯屈居人下，气节豪迈，或许与祖籍北方的气质有关。

张商英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考中进士,最早所领的职官应该是达州通川县主簿，后因招降渝州叛蛮而辟知南川县，先后在地方卑职上耗费了七年时间。神宗熙宁四年（1071），正值王安石变法，受章惇荐举，擢升为光禄寺丞,旋即擢升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隶御史台察院,可以分察尚书六部及其以下百司之事,品位不高,但职责颇重。次年，因弹劾官员与王安石发生矛盾，降贬监荆南盐曲商税，七年之后，又监江陵府江陵县税达五年之久，张商英在荆南（今湖北江陵）蜗居了近十二年。

哲宗绍圣元年(1094 )四月,章惇起复为尚书左仆射掌宰职,新党全面揽权,张商英立即由淮南转运副使迁任右正言,主宰言路。新旧两党残酷的党争由旧党发端，旧党遭受到新党针锋相对的报复性打击。而张商英依然故我，坚守台谏官独立言事的本职，攻击旧党不法的同时，弹劾新党中的伪滥成员，最终再次被贬，改任监江宁府税。张商英改监江宁府税不久，权知洪州。绍圣四年（1097）,由权知洪州改为江、淮、荆、浙等路转运副使，不久由副使转为正职，直到元符二年(1099)改任权工部侍郎,再一次回到朝廷。元符三年（1100）,改迁中书舍人,又转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但治河无功，贬知随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入京任权户部侍郎。

徽宗崇宁元年(1102)，张商英的仕宦生涯渐入颠峰。是年八月，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迁中大夫，除任尚书右丞，次年迁左丞，相当于副相之职。但随即与蔡京处事不合,罢知亳州,又入元祐党籍,一度被褫夺仕籍,从此多年贬斥于外,寓居荆南宜都别业,这是张商英政治生涯的最低点。

徽宗大观四年(1110)和政和元年(1111)，是张商英仕宦生涯的极顶。张商英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就是宰相之职，成为北宋末年“绍述新政”的中坚力量。当时正值久握国家大权、积怨中外的蔡京下台，徽宗把张商英当作“人望”。当时久旱，恰巧遇雨，徽宗非常高兴，大书“商霖”二字赐给张商英，寄望之重，可见一斑。于是，短短一年多时间，张商英按照自己的治世思想完成了一系列纠弊反正措施，“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以挽救北宋岌岌可危的政局。

不久，因受蔡京等人陷害，张商英罢相，被放归荆南别业，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终老山林。

梁平东山之蟠龙古驿百步梯旁，有一道飞流直下的瀑布，叫崖泉瀑布，是著名的梁山八景之一。而这道悬崖，在宋代名叫“喷雾崖”，曾经引来很多文人墨客的题咏，张商英就是其中的题咏者之一。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 卷179梁山军条记述喷雾崖云：

去军西五十里。其崖高数十丈，飞瀑倾注，如雾在空，崖右石鼓，张丞相无尽游从于此，手题云：“水味甘腴，偏宜煮茗，非陆羽莫能辨”。

张商英对”喷雾崖“的题记，满溢深爱之情，暗藏着他与梁平不同寻常的关系。知名的梁平籍文史学者熊少华先生在《一代明相张商英在梁山的遗迹》一文中，援引《舆地纪胜》、《大明一统志》、《蜀中名胜纪》、《梁山县志》等史籍，考证了张商英在梁平的更多胜迹：

御史滩，距军西百里，张无尽丞相游学之地，及为御史还乡，与亲朋酣饮于此，故一邦人以御史滩名云。

（拜相台）又有相公栗，其大如小儿拳，出胡城，张丞相无尽酷爱之，故名相公栗。

白云山，去军西一百里，平地突起，奇峰如笔，亦号笔山。丞相张无尽有诗云：”白云山上揖世尊，各以愿力济群生“。识者已知有宰相气。

（金华山）距军五十里，有张丞相读书堂故基。

这几则史料，反映出张商英与梁平的关系绝非匆匆而过，而应该停留时间较长。“游学之地”与“读书堂故基”，表明张商英曾经读书游学于梁平。“及为御史还乡，与亲朋酣饮于此”，则表明梁平似为张商英之故里，且有亲戚朋友居住于斯。

诚如熊少华先生所言，张商英与梁山的关系颇为蹊跷。虽同为蜀地，一为新津，一为梁山，而巴山蜀水，东西悬隔，是何种因缘让他与梁山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况有其“读书堂”？且为“游学之地”？还常“与亲朋酣饮于此”？

张商英为什么在梁平留下这么多遗迹，与梁平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研究梁平历史，很有必要破解个中蹊跷，还原张商英与梁平的真实过往。

“东有飞龙，西有赤牛，文必拜相，武必封侯。”《梁山县志》记载的这句话，是梁平地灵人杰的形象概括，充满着梁平人特有的文化自豪感。而“文必拜相”之说，就源于张商英官居首宰的史实。

梁平，因交通要道和地势险要之故，北宋初年即为梁山军，成了很多军政要人和文人骚客时常往还或居留之地。正是因为梁平特殊的军事区位和政治地位，才促成了生于蜀州新津县的青年才俊张商英与梁平结下不解之缘。

在梁平人的眼中，张商英仿佛就是梁平人。事实上，梁平是张商英的第二故乡，是张商英早年读书和娶妻成家之地，更是张商英通往科考与仕宦之路的出发点和支撑点。

张商英与梁平之间的历史渊源，目前已知的史料只有一则。南宋后期，大理学家朱熹有一个表侄兼弟子，名叫祝穆，早年往来于吴、越、荆、楚之间，对当地之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多有了解，晚年编成《方舆胜览》70卷，主要记述了南宋时期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山川、土产等，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卷五十二之“崇庆府”（即蜀州）条有这样一段记述：

皇朝张商英，字天觉，新津人。为童子时，日记万言。十四岁从其兄唐英游学梁山，乡先生向子山见而大惊，妻以女，资使入京，登治平第，崇宁中入相，以力诋蔡京之奸，入元祐党籍。

这段记述表明，生长于蜀州新津的张商英，十四岁时跟从其四哥张唐英到梁山读书，“乡先生向子山”奇其德才，将女儿许配给张商英，并资助张商英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考张商英到梁山游学的时间为仁宗嘉祐三年（1058），而此时其四哥张唐英早已进士及第，正在朝廷任职，张商英“十四岁从其兄唐英游学梁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目前尚缺乏史料支撑。而关于“（金华山）距军五十里，有张丞相读书堂故基”的记载，看来确实其来有自，绝非凭空捏造。而向子山将女儿许配给张商英的史事，还有另外的史料可以佐证，《氏族大全》卷十九记载云：“向子山，梁山乡先生也，以女妻张商英。”

其实，张商英梁山娶妻的史实，在佛教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述，《锦江禅灯》卷五之“丞相张商英居士”条云：

年十九，应举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预梦神人报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异之，劳问勤腆，乃曰：“秀才未娶，当以女奉洒扫”。公谦辞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当，吾亦不爽前约”。后果及第，乃娶之。

这就是十分流行的向子山神人入梦、迎接相公的故事。这则故事，在《五灯会元》、《续传灯录》、《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典籍中，都有类似记载。

由此可见，史料记载和传说故事，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发明，终于揭开了张商英与梁平历史渊源的谜底，张商英在梁平留下众多遗迹的原因，也有了可信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张商英在梁平留下众多遗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商英入仕之后，早年在梁山周边地带为官七年，后来在三峡之东的荆南居住达十余年，晚年更是终老于荆南，返回梁平探望岳家和亲友的次数当属不少，因而有足够时间悠游山水，留下广为人知的多处胜迹。

张商英与梁平的特殊渊源，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根据史书记载，张商英的仕宦生涯，与岳家的支持有着很大关系。张商英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之时，《方舆胜览》称向子山“资使入京”，而《佛祖历代通载》则记载向子山“厚赆其行”，给人直观的感觉是，张商英的岳父向子山家业兴旺，财力富厚。

事实上，向子山绝非单纯的富有人家。要解开张商英宰相之路及其与梁平深厚关系的谜底，很有必要了解向子山的家庭背景。

张商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护法大居士，而张商英早年不仅不信佛，而且排佛，后来却因为夫人向氏的开示，转而对佛教深信不疑。《五灯会元》卷十八生动地记载了这则故事：

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怫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书院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着无佛论”。向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着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后访一同列，见佛龛前经卷，乃问曰：“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所说经》”。公信手开卷阅，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叹曰：“胡人之语，亦能尔耶？”问此经几卷，曰：“三卷”。乃借归阅次，向氏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所说经》”。向曰：“可熟读此经，然后着无佛论”。公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

向氏夫人“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和“可熟读此经，然后着无佛论”的见解，绝不可能出自普通女性之口，向氏夫人一定是一位知书达礼、颇有思想的贤内助。

向氏夫人不同凡响的文化素养，无疑深受到乃父向子山的影响。向子山的生平，史书乏载，而《方舆胜览》和《氏族大全》，均记述其为“乡先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称谓。《仪礼·士冠礼》云：“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这里，“乡先生”与“乡大夫”并称。乡大夫，是古时掌管一乡政教禁令的官员。而乡先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为“乡中老人，为乡大夫致仕者”。可见，向子山当是居住在梁平的退休官员。

然而，向子山的身份远远不会如此简单。南宋诗人韩㴲（sī）《题向子山耐轩》诗云：

相臣名德圣君称，子子孙孙合敬承。

百世衣冠如一日，堂堂心事待传灯。

诗中的“相臣名德圣君称”，化用了宋初向敏中任宰相受到真宗皇帝称赞的典故。向敏中（949—1020），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宋初名臣，真宗时官至宰相，谢绝宾客，门庭寂静无声，当时以重德闻名，受到真宗称赞。向敏中祖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后人为官者甚众，形成了宋朝著名的世家大族河内向氏。据专家考证，向子山，就是向敏中的五世孙。

河内向氏对北宋朝政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向太后身上。向太后（1046―1101）是宋神宗的皇后，她虽然没有子嗣，却始终受到神宗的看重。神宗驾崩，由朱太妃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十五年后，哲宗去世，向太后力排众议，拥立哲宗的弟弟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向太后不是别人，乃向敏中孙子青州知府向经之女，即向子山的曾孙女，亦即向子山的姑妈。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宋徽宗对向太后的恩德追念不已，数次加封向太后的兄弟向宗良、向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给予殊荣。

河内向氏为扩大家族势力，特别注重政治联姻。除向太后嫁给宋神宗之外，向氏家族特别注意与王审琦家族、东莱吕夷简家族、李处耘家族、真定曹彬家族、赵普家族、李沆家族、李迪家族、 富弼家族、吴廷祚家族、李崇矩家族、周必大家族、三槐王旦家族、吴越钱惟演家族、南丰曾布家族、张浚家族、刘光世家族等联姻，这些都是高门显宦，既有相家，又有将家。而向子山之所以把女儿许配给张商英，看重的正是张商英的政治前景，因为进士出身的读书人，也是河内向氏政治联姻的重点对象。

张商英出任宰相，并受到倚重，正是宋徽宗在位之时。宋徽宗虽非向太后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却全靠向太后的提携，按照封建宗法制度，依然是向太后的儿子，与向子山就有着一层表兄弟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张商英似乎也有外戚的政治背景。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张商英官至宰相，是因为向子山与宋徽宗的亲戚关系，但从宋徽宗对向氏家族特别感恩照顾的情形看，向子山的家族背景很难说对张商英的宰相之路没有或多或少的潜在影响。

张商英是北宋名相，在政治﹑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正是因为有名，当时和后代，评价者众，褒贬不一，甚至截然对立，针锋相对。了解前人对张商英的评价，无疑是我们认识张商英其人其事的一个重要途径。

北宋后期，赵宋王朝从朝廷角度，给了张商英很高的评价。

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出任宰相，宋徽宗在制词中称道张商英“敦大而裕和,直方而通敏。学贯圣言之蕴,为时儒宗；才周世务之微,实古王佐。八年去国,虽备历于险夷；一节还朝,曾无移于忠亮。”

张商英去世数年之后,宋钦宗褒赠张商英为太保,制词中称赞张商英：“器博而用闳，识周而才敏，钩深探，有经邦国之文；析微研几，有达天人之学。早培休运,荐扬显途。入告谋猷,忠嘉合皋、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艺兼由、求之能。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节邦用。金石益坚于晚节,风波屡出于危涂。”

北宋末年,张商英的声望达到极致。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钦宗下诏：“近世名臣,未有褒录,何以示朕意？司马光、范仲淹可赠太师,张商英可赠太保”。钦宗以“近世名臣”称张商英,绝不是无稽之谈。而且钦宗以皇帝之尊,答应亲自为故相张商英书写碑额,更是非同一般的殊荣,从中可知北宋朝廷对张商英的评价之高。

南宋初期,朝廷对张商英依然评价甚高。宋徽宗北囚期间,“思张商英忠谏,尝为赋诗,有‘尝胆思贤佐'之句”。高宗在位时，有人为张商英请谥，“绍兴十四年五月丙寅,谥文忠”。这是宋代朝廷对张商英的终极评价。宋朝三百余年间，只有欧阳修、苏轼、周必大、王尧臣、真德秀、富弼、张九成、江万里、张商英等人谥号为“文忠”，张商英地位之高，于斯可见。

有宋一代，民间对张商英的评价则有褒贬。北宋末年，张商英辞世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强烈反应。当时的大臣陈瑾有这样一段评价：“张固非粹德,且复才疏,然时人归向之,今其云亡，绝人望矣!”而时任鄂州制置李新则评价：“至于淹贯古今,临事有商量,忧国爱君,一饭不忘,今之世,如斯人者有几?”由此可见，张商英当时的声望之隆。南宋时期,知识阶层对靖康之变进行了深沉思考,相当多的士人把北宋覆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以来的历次新政,张商英是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自然“难辞其咎”，由此导致其民间声誉从南宋开始急剧下降。

然而，不管民间对张商英的评价分歧有多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张商英对北宋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白洋驿，是位于湖北宜昌东郊白洋镇长江边上的一个古驿站。白洋镇，东连枝江市顾家店镇，西连宜昌市猇亭区，北连枝江市安福寺镇，南与宜都市隔江相望。

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白洋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进入新石器时代，属于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白洋交通十分便利，水陆通道是东下荆州、西至川蜀的必经之路，为古今军事要道。从东汉时起，白洋就成为长江上官府传递官文和官方巡视各地的驿站，白洋驿因此得名。

徽宗政和元年(1111)八月，六十九岁的张商英罢相，先后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知邓州、崇信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次年四月,朝廷特许衡州安置的张商英任便居住，于是归居荆南，颐养天年。荆南，即荆南府，为荆湖北路下辖州府，下辖江陵、枝江、当阳、长林、石首、松滋、公县、荆门八县，治所在江陵县。

张商英曾经在荆南为官十余年，在宜都建有别业。回到荆南宜都的张商英，隐居在白洋驿的传磬寺，或与圆悟克勤禅师交游论华严大义，或高僧释惠洪互通音讯，或与大慧宗呆禅师讨论佛法，扮演着护法大居士的角色。宣和三年(1121 )十一月，在荆南隐居养老十年之久的张商英占遗表而卒,享年七十九。

张商英辞世后，始安葬于宜都白羊驿江边，后来迁葬附近山中的四陵坡下，幕前有陪葬品石人石马。前此年，张商英墓发掘后已经夷为平地,原址现已建成枝江市白洋中学。其夫人向氏则瘗塔于江陵佛华寺（今长江大学成教学院处）。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十月五日，大诗人陆游经湖北入川，到了宜都境内，其《入蜀记》记述了拜谒张商英陵墓的情景：

谒张文忠公天觉墓，残伐墓木横道，几不可行。天觉之子直龙图阁茂已卒；二孙，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滨，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间，今墓是也。而旧墓亦不复毁。启隧道出入，中可容数十人坐。有道人结屋其旁守之。

陆游拜谒张商英陵墓时，张商英已经逝世半个世纪，其孙辈依然生息于斯，但此时的张家，已经无复祖辈的声威。

张商英的子嗣，可考者有一子四女。其子名叫张茂，从陆游《入蜀记》的记载看，张商英的两个孙子，一个精神失常，一个没有文化，完全无法绍承家业。据史书记载，到了元朝，张商英的裔孙还有名叫张惠和张遵诲的。至今，宜昌一带尚有自称张商英后裔的,可见张商英家族传承之久远。

张商英一生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分别是四川的新津、重庆的梁平和湖北的宜昌。张商英科考入仕之后，似乎很少回过自己的老家，而今新津关于张商英的遗迹也不多见。张商英居住时间最长的宜昌，张商英墓已经不复存在，传磬寺也早已不见踪影。唯有梁平，作为张商英读书、成家的地方，至今还留下多种历史遗迹，不能不说弥足珍贵，堪称难得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