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砖木文物建筑营造技术研究——以渝中区为例

 ▲ 图1 中苏文协旧址 徐晓渝摄

    （二）砖柱砖墙，在现存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中，除屋架和楼层结构是水平传力外，砖砌、砖柱和砖墙构件均为垂直传递荷载。相比砖柱木墙结构建筑，优点为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前一种有所增加，且随着砖木建筑建造技术普及砖工业化的生产；1929年重庆建市后，被大规模使用。这类砖木建筑由于其在结构上的优势，在经过近百年的使用后，较多的保存下来。由于力学工程与工程强度的限制，纯砖墙多用于开间较小的建筑，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旧址2号楼（图2）。为了适应近现代重庆城市建筑的功能复杂化，砖木文物建筑多在砖墙上增加附墙砖柱，以扩大砖墙的结构承重性能，增大开间，使得建筑在空间上有了较大的扩展，更加灵活。     

    （三）木柱砖墙。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主体由砖墙承重，保留传统木结构建筑古韵，木质通过承托檐口和外廊为主。是传统吊脚楼和砖木结构结合产生的建筑形式，产生背景为木料和砖头造价较高。如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宪兵楼。其中宪兵楼位于红岩革命纪念馆正面左侧，为当时国民党重庆宪兵第二团在红岩嘴13号的一个执勤据点，为一栋木柱砖墙砖木混合结构二层小楼，悬山顶，小青瓦覆顶。木柱负责檐廊荷载。

    （一）基础、勒脚。重庆建筑，因处于山地，特色鲜明。因山崖错落，地势狭窄，无处立基，但基地多为石谷子（泥质页岩），基础不需深埋，只用木材做为吊脚支撑的竹木捆绑建筑便应运而生。气候潮湿，风力不大，这种房屋到还较适宜。既能遮阳、避雨，又可通风透风。抗战时期为了适应城市各项新功能及需要，相应的建筑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基础底层为石材，用石材平整地面，解决高差、潮湿及安全问题，往往采用后切土，前作堡坎的方法取得建筑基底。基础是地下的承重构件，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并下传给地基。此时的建筑为在条石基础上建造相较于传统木结构更加安全，是实用的砖木建筑。

（二）墙体。墙体是组成建筑空间的竖向构件，它下接基础，中阁楼板，上连屋顶，对整个建筑的使用、造型和造价影响极大，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砖的规格趋向统一，砖砌形式发展到单砖多向、多面及空斗等各种组合形式，其中有些形式为前代集成并沿用至今。砌法多使用泥浆、灰浆等胶结材料，砖砌技术也有各种不同做法，多为直墙，同时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墙体交接方式；弧形墙，如陈诚公馆旧址、保卫中国同盟旧址暨重庆宋庆龄旧居局部为弧形墙；还有一些多边形墙，如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苏联大使馆旧址（图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旧址等。

（三）柱子。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中直立的起支撑作用的柱子，按其材质可分为砖柱、木柱及石柱。砖柱按照形状一般分为矩形、圆形和异形等几类。其中矩形砖柱分为独立柱和附墙柱；圆柱多为外廊支撑柱或附墙柱，装饰性大于结构性；异形砖柱较少，仅在少量砖木建筑的门廊处使用。为了适应新的建筑功能需要，使砖木文物建筑空间更大，更加灵活，可以通过在砖墙上增加附墙柱的方式来增强建筑中的整体性及结构性。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中的附墙柱多为矩形，少量圆形，如位于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鹅岭公园内的飞阁（图4）建筑本体上多为半圆形附墙柱。但其装饰性大于结构性。附墙砖柱组砌形式根据墙厚度不同及柱的大小而定。无论哪种砌法都应使柱与墙逐皮搭接，切不可分离砌筑，搭接长度至少半砖长。柱根据错缝需要，可加砌七五砖或半砖。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中的附墙柱的主要砌筑方式。

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的实地调查及文献研究，总结其在建筑结构即砖木混合结构的组合方式；论述抗战时期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的基础、墙体、柱子等部分在构造技术上的做法。作为文物建筑的始建研究，为当代的砖木建筑保护工程提供详实而准确的建筑本体信息。

参考文献：

［1］周勇.程武彦.重庆抗战图史（上下）［M］.重庆出版社.2015

［2］基金项目：2015年度重庆市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课题“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庆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营造技术与保护研究”（负责人：颜毅；批准号15DH019）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