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关头,五大贡献,一大愿景——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022-07-05
新闻来源: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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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演变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和地缘结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构造,总会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深刻而又久远地影响人的存在和活动,从而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据以追溯和解读重庆历史,不能仅限于确认其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还应当放眼整个中华国土的三阶梯构成大观,确认其位于第二阶梯南部东缘与第三阶梯南部西缘的关节地带。

中国历史“三横三纵”空间示意图

后一个确认比前一个确认更不容忽视。因为中国划分南北,是以秦岭与淮河之间从西向东的连线作为分界线的。如果细考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那么不难发现,首先反映在军事上,其次也广及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层级,事实上一直有“三横三纵”的交构连线如影随形,人的活动不能不受其支配。“三横”指的是,秦岭与淮河所连成的中横线,三秦、三晋、齐鲁地区所连成的北横线,长江沿线所连成的南横线。“三纵”指的是,三晋地区由北向南与江汉平原之间连成的中纵线,三秦地区由北向南与巴蜀地区连成的西纵线,齐鲁地区由北向南与江淮平原之间连成的东纵线。自先秦以降,全部大的军事行动都是依托“三横三纵”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兴衰进退浮沉也很大程度上与之分不开。而重庆,恰正处于中横线与南横线之间的,西纵线向中纵线过渡的得天独厚的、无可替代的关节地位上,所以能从秦汉至南宋之间的一大军事要津,经南宋而至于明清,由量变转向质变,成为川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工商、物贸、航运重镇,并在若干中国历史演进节点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三大关头
重庆在中国历史演进节点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尽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其一为,在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大中华民族国家的历史转换点上,重庆是统一国家的“老区”之一和推进统一的“老根据地”之一。

其二为,在大中华民族国家先后三次发生分裂分治,几经折腾终于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剧变中,重庆两次成为重建大一统的重要根据地,另一次则为重建大一统作出了超乎常态的重要贡献。

其三为,在20世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重庆史无前例地承担起了整个中国抗战首都的历史使命,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大名都之一,以气壮山河的抗战精神和彪炳汗青的英雄事绩而巍然屹立,更不愧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首要根据地。

重庆人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五大作用
可以说,重庆在中国历史发展三大关头所产生的五大作用,无一不是罕与伦比的。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灭六国而实现统一大业,是凭“奋六世之余烈”逐步完成的。早在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司马错便建言:“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文王采纳了这一战略建议,即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军越过中横线,依循西纵线南下,先灭蜀,继吞巴,占领了巴蜀大片土地。秦始置巴郡,治所先设在阆中。公元前314年,张仪筑城江州,是为历史上重庆筑城之始,也是重庆成为军事要津之始。正是那一年,司马错军次江州,浮江伐楚,依循南横线先后攻占了枳邑(即今涪陵)及楚黔中的临沅等地。其后虽被楚反攻夺回,但到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则依循中纵线率秦军主力攻楚,秦将张若则依循司马错的用兵线路率巴蜀士卒从侧面配合,两年后取楚之巫郡及江南地而建立了秦之黔中郡。从公元前316年算起,至公元前207年为止,巴蜀先民当了长达109年的秦国国民,这比公元前223年楚被秦灭,原楚国人也成为秦国国民早了93年,更比公元前221年秦灭尽六国而一统天下早了95年。整整95年间,巴蜀作为秦国仅晚于三秦的“老区”,为秦推进统一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名副其实堪称为“老根据地”。而就军事价值论,巴郡的地位和作用还超过了蜀郡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尤以江州作为攻楚的前沿重镇为成都、阆中等地所无可比拟。更放大了看,当年的江州后来的重庆在建立第一个大中华民族国家的划时代进程中所铸就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省政行政区域无可比拟的。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大中华民族国家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分裂、分治局面。其中第一次,始于184年黄巾举事,终于280年西晋灭吴,军阀势力割据纷争持续了96年。终止这一次分裂分治,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头号功臣,是西晋首任巴郡太守的老将王濬。他于265年到巴郡就任以后,大力推行了两大善政,即严禁弃婴溺婴、奖励生育和大幅削减徭役赋税,促成了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既而历任广汉太守和益州刺史,同样地“重惠布政,百姓赖之”。272年他奉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舰”以“谋伐吴”,便在江州一带主持大造船舰和训练水军,其“大船连舫,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279年4月,他与主持伐吴军备的镇南大将军杜预先后上疏晋武帝司马炎,力主“无失事机”尽早伐吴,司马炎于同年11月诏令“大举伐吴”。280年2月,年届74岁的王濬率水陆大军7万余人从巴郡出发,顺江东下。十多年前他救活的男婴已长成男丁,大多加入了他的军队,跟随楼船一起出征。一路势如破竹,3月16日即“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即今南京)”,迫使吴主孙浩“面缚舆榇,诣军门降”。诚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所赞:“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亦赞“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王濬因功晋封为辅国大将军,备极一时尊荣。而从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看,整个巴蜀,特别是时之巴郡、今之重庆地区,毫无疑问是王濬建功的重要根据地,别的地域无可替代。

晋六路大军伐吴实现短暂统一

只可惜,这一次重归统一好景不长,西晋王朝仅维持到316年便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多族群政权与东晋政权的南北分裂分治,后是史称“南北朝”的多族群政权的南北分裂分治。这一次分裂分治,始于317年,终于589年,持续了272年。终止的标志,是隋军灭陈。隋军的三大行军元帅之一的杨素,于584年被隋文帝杨坚委任为信州总营,为伐陈作准备。信州为夔州前身,辖开江、巴东、建平三郡,治所阳口县在今之重庆市奉节县安坪乡。杨素就任后,即按杨坚“大作战船”的旨意,在今奉节境内组织民工“造大舰”。最大的战舰名叫“五牙”,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800余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其余的“平乘”“舴艋”,大小各有差。同时在信州直溯渝州一带,征召大批“习于舟船”的男丁,充当水军骨干,演练水陆攻战。588年10月,杨坚诏令清河公杨素与晋王杨广、秦王杨俊“皆为行军元帅”,调集50余万将士分八路伐陈。杨素即仿西晋王濬的伐吴故事,沿南横线“帅水军东下”。他亲率巴渝死士,乘数十艘“黄龙”战舰领先疾进,夺西陵,占南津,破荆州,经四十余战所向无敌,陈人畏之称“清河公即江神也”。589年春进至汉口,与杨俊会师之际,东路杨户所部已经传来捷报,其部将贺若弼已攻克陈都建康(即今南京),韩擒虎已俘获后主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灭陈目标已经达成。这一次,杨素虽然未能重写王濬之辉煌,但他所率水陆大军在汉口以上战区牵制和歼灭了陈军主力,所建功绩犹自不凡。重归一统后杨坚封赏功臣,对杨素的封赏超过贺若弼。而杨素所率水陆大军,多为当时的巴渝子弟,大小战舰也是在巴渝境内建造的。因此,时之信州、今之重庆作为重归统一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其重要性诚然有逊于西晋灭吴那一次,但同样也是不容低估的。

关于这两次结束不治,重归统一,有必要从中国历史的宏观上多作些考量。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即从东汉末年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西晋短暂统一,再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非汉民族入居中华腹地,形成十六国和南北朝交错对峙局面,实质上是多族群在激烈冲突中逐渐形成新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隋、唐重构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组成了命运的共同体。自中、晚唐始,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群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分治。事实上,从北宋到南宋,正史用以纪元的宋代并非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而是相继与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等非汉民族的政权国家并峙共存着。从五代十国算起,到南宋灭亡为止,这一次分裂分治局面持续了372年之久。直至蒙古族兴盛崛起,先建立蒙古帝国,再建立元王朝,并于1279年成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开启了以非汉民族建立的元王朝纪元的新时代。以之为标志,中华族群、中华国家经历争斗而发生的混合、融入与重组,也进入了新阶段,那就是从13世纪中至19世纪中,历经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奠定了为现代中国所传承的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国家版图。明乎此,全面审视第三次分裂分治如何终止,大一统国家如何产生,就不至于迷惘偏失了。

隋朝大将杨素像

众所周知,持续372年之久的分裂分治局面,是由宋蒙(元)两大分治政权实体的战争结局所终止的。宋蒙(元)战争始于1234年,止于1279年,前后延续了45年。战争双方当时还没有达成大中华族群认同,但都自认为是大中华统一国家的当然主人,蒙(元)一方尤其具备进取心和进取力。从窝阔台主政,到蒙哥主政,再到忽必烈主政,蒙(元)军一直是从西纵线、中纵线、东纵线三个方向分兵南下,并且利用南横线顺江之势以图灭宋,其间的差异只在具体战役的重点用兵方向有所调整而已。处于西纵线与南横线交汇位置的重庆,战略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南宋视为“国之西门”。从1237年到1279年,宋方军民先后在彭大雅、王坚、张钰的统领下,坚持重庆保卫战长达42年,其中合州钓鱼城保卫战长达36年,毫无疑问,重庆是那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之一,其重要性只有位于中纵线的湖北襄阳差可比拟。这一艰难历程中,长期浴血奋战的重庆军民,还在文化层面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两大积极贡献。其一为万众一心,不怕牺牲,以弱敌强,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虽百代以下,犹堪视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象征,激励后之来者们踔厉奋发,拼搏建功。其二为以民为本,不避毁誉,捐弃世仇,达成和解的和合精神,让宋蒙(元)战争以忽必烈明诏“禁止屠城”,王立为保全十余万军民的生命而挈城降元画出休止符号。这两种精神相反相成,后一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珍稀,共同构成了珍贵的遗产。

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期,在中国人民团结抗御日本侵略的全面抗战时期,重庆亘古以来第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战时首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仍是一个重要支撑。然而,四川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重庆作为这一重要根据地的重中之重,亦即抗战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外交活动中心,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平台,以及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远东司令部所在地,其地位和作用是既往种种都不可相提并论的,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同日而语的。依据有限的粗略统计,抗战期间迁渝工厂计243家,占迁川工厂总数的93%,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4%;迁渝高等院校31所,占内迁高等院校总数的1/2,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文化机构都集于重庆。抗战期间全四川共输送兵员350多万人,伤亡60多万人,并提供了半数以上的赋税和军粮,重庆所占的比例也不会小。重庆还经受住了日本侵略者延续6年又8个月的狂轰滥炸,并愈炸愈强,以其不屈不挠之象征而博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尊重。血与火八年淬厉,凝炼和升华出了与中华抗战精神高度一致的重庆抗战精神,其主要内涵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应该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中,重庆人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最弘毅的道义担当和最深远的文化奉献。与之相共生,重庆人第一次具备了国际大都会意识,重庆城也第一次步入了国际大都会进程。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一大愿景
进入新时代,成渝双城经济圈已走上快车道,重庆的战略定位是: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先行先试,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西部金融中心、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不难看出,从西部大开发到全国一盘棋,从国内到国际,重庆又有了新的国家级赋能。

联想到大约十余年前,重庆的一批专家学者,以及时任市长黄奇帆,已经较深入地探讨过,将成渝双城经济圈扩张为加上西安的“西三角”经济圈,不免产生了新的憧憬。我大胆设想,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都经历过地域性扩张,因而将成渝双城经济圈扩张为“西三角”经济圈未尝不可行。一旦“西三角”经济圈成立了,那么,整个中国的第二级阶梯就打通了中横线,沿西纵钱贯连为一了,西部地区就会进一步活起来了。小而言之对西部地区,大而言之对全国,“西三角”的区域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无疑会大过“双城”,因而很值得一试。我甚至确信,“西三角”的设想早迟会得到国家认同,我期待着那样一天尽早到来。

成渝镐“西三角”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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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锡麟,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顾问,原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重庆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神女告诉我》,杂文集《人生几何》、《信口开河》,古代文学注评集《晏子春秋选》,编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辞典》、《〈经史百家杂抄〉今注》等8部。评论《〈开国大典〉的艺术建构及其得失》、《评电影〈焦裕禄〉》分别获全国影评二、三等奖,杂文《且说当官的》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另有评论、杂文、报告文学、诗歌40余篇(部)。其作品曾多次获四川、重庆好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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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蓝锡麟    责编 | 戈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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