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牛城的英雄记忆

2022-02-14
新闻来源: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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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飞龙,西有赤牛,文必拜相,武必封侯。

这是《梁山县志》和《四川通志》、《蜀中广记》对梁平的称颂。如果说,“文必拜相”的蟠龙山,是人文梁平的标志,那么,“武必封侯”的赤牛山,则是英雄梁平的象征。


梁平赤牛城全景


巍巍赤牛山,磊磊英雄气。赤牛山,是英雄的山。从远处眺望,由峭壁悬崖组成的山际线,构筑起健牛的轮廓,牛头、牛背、牛腹、牛尾、牛脚隐然可见。这是一头雄强无比、气宇超群的牛,半蹲半卧于广袤苍茫的渝东平原上,双眼警戒地注视着前方,仿佛随时都会冲向敌阵。

赤牛卧原野,月色最分明。赤牛山,是和美的山。硝烟远去,鼓角久息,城楼不见,山形未改。战火只是曾经,和美却是永恒。赤牛卧月,曾经的梁山八景之一,成了镶嵌在梁平人心中一个和美宁静的意境。

世阅沧桑基尚在,曾经皓魄照城楼。登上赤牛山举目四望,西山竹海,东山群峰,浩渺平野,蜿蜒溪河,瞬间尽收眼底。盘桓于山间小路,据险守卫的城门,旧迹斑斑的城墙,饱历沧桑的楼基,纵横贯通的石径,隐现于杂树蔓草之中,催人追寻那些金戈铁马的英雄往事。


抗蒙筑城英雄谱系

梁平赤牛城,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南宋后期抗蒙山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城堡。

抗蒙山城防御体系,铸就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这套防御体系背后,有一个由彭大雅、甘闰、余玠、杨文、冉璡、冉璞等人组成的英雄谱系。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正月,宋、蒙联军攻破金兵困守的蔡州城,金亡。同年六月,宋军进兵收复中原,蒙古发兵南下,击退宋军,从此拉开宋蒙战争的序幕。为抗击蒙军南下,南宋王朝组建了两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

端平三年(1236),蒙古骑兵再下四川,攻陷成都,全川震动,宋军被迫退守川东川南。次年,蒙古军队进攻夔州,蜀中告急,宋廷急命彭大雅为四川制置副史,兼知重庆府,驰援四川。

彭大雅( -1245),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嘉定进士,官朝请郎。绍定五年(1232) 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南宋遣使报谢,大雅以书状官身份随行。不久,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鞑事略》,记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成为了日后抗蒙将领们的案头必备,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

彭大雅入川,拉开了构筑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序幕。彭大雅将重庆城作为抗击蒙军的据点,一面顶住压力争分夺秒抢筑重庆城,一面紧急派遣大尉都统甘闰守合州(今重庆合川),修筑钓鱼城,与重庆城互为犄角。理宗嘉熙四年(1240),“以崖为墙,固若金汤”的重庆城建成,彭大雅刻石“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释中称赞:“我朝自绍定失蜀,彭大雅遂建渝为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盖亦归功大雅也”。


彭大雅与他的《黑鞑事略》


不过,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完成,却是由余玠实现的。余玠(1199-1253),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为白鹿洞书院诸生,后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嘉熙年间,任知招信军(治今江苏盱眙县东北),于汴城、河阴、安丰相继战败蒙古军。理宗淳祐二年(1242),在两淮战区屡立战功的的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正式主持四川防务,设帅府于重庆。

当时,如何应对蒙军进犯,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播州(今贵州遵义)安抚使杨文向余玠献出了著名的“保蜀三策”。杨文( —1265)是南宋抗蒙名将,主要功绩在于继承其父遗志,积极从事抗击蒙古军南进的斗争,先后六次派出播州军队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与蒙古军队作战,尤其是宝祐六年(1258)发兵支援合州,解钓鱼城围。杨文提出“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柢”,即在水陆主要通道沿线,选择险要之地营建山城水寨,将附近军民全部迁移其中,形成相互支持的纵深防御网络体系。

余玠在果断采纳杨文战略规划的同时,又采纳了播州人冉璡、冉璞兄弟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筑城方略,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修建、扩建了20座城池,形成了“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在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雪雉摩云,银甍矗日,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的山城防御格局。这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的两组山城,犹如两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阻挡着蒙古军的长驱深入。


阳枋献计梁山筑城

牛头寨,县西十五里赤牛山下,赤牛城设焉。石刻宋淳祐二年上元落成。周三百六十步,敌楼百四十三座,四门各有题识。

这是光绪《梁山县志》关于赤牛城的记载,《方舆纪要》和《四川通志》亦有同类记载。根据这个记载,赤牛城的筑成时间是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上元日(旧历正月十五日)。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抗蒙山城体系的倡导者余玠,淳祐二年(1242)始担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并接受杨文《保蜀三策》和冉璡、冉璞兄弟建议,开始下令构筑山城,梁平居然在淳祐二年(1242)上元日就筑成了赤牛城,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记载有误?

构筑赤牛城,工程浩大,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筑就。赤牛城能够筑成于淳祐二年(1242)上元日,一定是此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筑城。

要破解这个谜底,不得不提到梁山筑城的建言者阳枋。

阳枋(1187—1267),字正父,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东南)人。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号字溪。早年从朱熹门人庹正、㬊渊游,学者称大阳先生。理宗端平元年(1234)取得四川乡试第一。嘉熙二年(1238年)起,因蒙古攻蜀所扰,先后避地南川、清溪、夜郎、泸南等边远地区。淳祐四年(1244),以蜀难免入对,赐同进士出身,应余玠之请,分教广安。八年,为绍庆府学官。晚年接替老师㬊渊任涪陵北岩书院山长,士子信从者众,为涪州学派做出重要贡献。

淳祐二年(1242)余玠担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但余玠入蜀却是淳祐元年(1241)旧历六月,当时的身份是四川宣谕使。南宋的宣谕使,相当于钦差大臣,是南宋抵御外辱大背景下的应对之举。每逢非常之际,一些博学多才的高层文官便作为天子使者,奔赴重兵屯驻之地随机应变,他们一手握笔,抚慰将士官民,一手挥剑,节制千军万马,体现了“以文制武”政策的加强,反映了中央政府加强集权的意志。


南宋抗元名将余


余玠出任四川宣谕使入蜀之初,阳枋就呈交了《上宣谕余樵隐书》,向余玠提出了十二条建议,其中第一条是“控扼形势”。阳枋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并提醒余玠“蜀自三关失险,内郡皆坦夷之地,未易驻足”。防枋特别建议:“今之可以御敌而蔽东南者一渝城尔。盖渝城非特险固可守,而控两江之防,漕三川之粟,诚为便利。今宜以重兵镇渝,别选忠勇之将,一守合,一守泸,一守梁山,坚城完壁,为渝藩蔽”。

按照阳枋的建议,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中心是重庆城,而合州、沪州、梁山,是拱卫重庆城的三大“藩蔽”,必须作为重点城堡营造。

显然,余玠采纳了阳枋的献策,梁山作为首批筑城之地,于是赤牛城得以在淳祐二年(1242)上元日落成。

梁山筑城,除赤牛城之外,至少还有金石城,即今天的金城寨。史载,南宋景炎二年(1277)“梁山军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来降”。当时,各地筑城,都不筑孤立之城,而是要构筑一个母子城防御体系。以嘉定城为例,隔江对岸有三龟、九顶、乌尤三座山城,从北往南纵列岷江东岸,以九顶城为中心,成为嘉定城的东面屏障。

梁平之所以成为重庆城的东部第一屏障,这是由梁平的地势险峻、交通咽喉和军事重镇决定的。

范成大曾经对这样评价梁平地势之险要:“自峡、归、夔、万至于梁山,五郡间不知其几岭。梁山之蟠龙、峰门尤为高峻,然下岭即有平陆,吏卒皆相贺云。”而《舆地纪胜》引《续题名记》更形容梁山县“控扼岩险,抚摩夔子之衿喉”和“介夔梓之间,与万州为水陆表里要地”,充分说明梁山地理位置之重要。

梁平是川东通往西安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唐朝天宝年间著名的荔枝道,就是其中的一段。梁平还是东西向的蜀道——小川北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南宋时从杭州来四川任职的官员,往往在万州舍舟上岸,沿着万梁古道,经过梁平,再西北行,到达成都。可见,梁平正好处于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驿道的交叉点上。

梁平于北宋初年就设立梁山军,这是其军事地位的最好说明。马端临《文献通考》 记载 :“梁山军,宋开宝三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拨梁山县来隶。熙宁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地益军。”开宝三年(970),宋太祖平蜀不过五年,梁山军成为宋朝在川东建立的第一个军,先后隶属梁山、桂溪二县。

梁平之所以作为重庆城东部最大的屏障而构筑赤牛、金石二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梁平、垫江、长寿一带,乃“两山夹一槽”的平旷之地,风调雨顺,物产丰饶,是极其重要的物资供应地。


袁世安固守赤牛城

赤牛城筑成之前,梁平遭受了蒙军制造的“嘉熙蜀难”。理宗端平三年(1236)八月,蒙军大举入蜀,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嘉熙二年(1238),蒙军继续南下,“开、达、梁山、忠、万等州,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无敌,所向无前,如人无人之境。得其地,乃提士卒凯歌而还。”这一年,梁山首次遭遇了战争的冲击。

正是因为如此,理宗淳佑二年(1242)赤牛城落成后,梁山军民两万余人及梁山军治、县衙、县学等全部迁居城上,以此作为抗击蒙军的堡垒,从此拉开了梁平长达三十五年山城抗蒙保卫战。

这种徙治山城的做法,是余玠抗击蒙军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把平原地带的府州治所和戎司陆续迁到山城之上,以确保四川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当时,除梁山军、梁山县等迁赤牛城外,还有利州和阆州迁大获城,蓬州迁运山城,隆庆府迁苦竹隘,成都和潼川府迁云顶城,合州迁钓鱼城,嘉定府迁凌云城,泸州迁神臂城,顺庆府迁青居城,巴州迁小宁城,广安军和渠州迁大良城,夔州迁白帝城,万州迁天生城等。

徙治山城的策略,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理宗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亲自统兵四万,号称十万,自六盘山(今宁夏境)分兵三路进攻四川。宋蒙双方直接在合州形成对峙,蒙军据此对川东川北宋军构成严重威胁。其中一部蒙军进攻梁山,因军民固守,赤牛、金石二城岿然不动,蒙军只得鸣金而归。

不久,蒙军在不断进行抄掠的同时,开始推行“以城逼城”的攻势筑城战略。南宋可以筑山城防御蒙古,蒙古也开始在要道之处筑城堵塞航道和要道,进可以作为进入基地,袭扰宋军,退可以有所依托。

从理宗景定三年(1262)到度宗咸淳三年(1267),蒙军先后修建了蟠龙山、虎啸山、武群山、方斗城、眉州城、简州城、母章德山等七座山城,不断挤压着南宋的山城生存空间,合州钓鱼城,更是这些城堡围攻的重中之重。


南宋军民抗元图


公元1271年,即元朝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忽必烈(1215—1294)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发布《建国号诏》,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以“大元”为国号。

正式建立元朝的忽必烈,在治国方略和攻宋策略上有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大量启用汉人儒士,另一方面大量重用降将,并改变了大规模的屠城现象,从而削弱了南宋军民对蒙古的仇视力度和抵抗意志。在进攻宋朝的策略上,改变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大包抄和大迂回的做法,把主攻方向从长江上游改为长江中游的襄阳和樊城,然后从长江顺流而下攻击建康、临安。

从度宗咸淳九年(1273)襄阳战役结束到崖山海战南宋灭亡的六年,是宋蒙战争的最后阶段。度宗咸淳十年(1274)六月,忽必烈经过襄阳战役后的短暂休整后,开始对南宋发动最后的全面总攻。

四川地区,虽然已经不再是元朝灭宋的主攻方向,但战事依然激烈。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蒙军攻陷嘉定、三龟、九顶、紫云等城,随之“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宋蒙之间久久僵持不下的钓鱼城之战,更是战况空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赤牛城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守城之战。这场攻守之战,发起进攻的是投降元军的杨文安,坚守不降的则是袁世安。

杨文安,甘肃天水人,是宋将阆州总兵杨文渊的侄儿,早期“仕宋守叙州”。蒙军入川,杨文安随叔父杨文渊降,因进攻渠、开、达等州有功,授开达忠万梁山等处招讨使、夔东路征行元帅、明威将军、昭勇大将军、东川路征南招讨使,先后构筑礼义、蟠龙、方斗城等城,挤压宋军战略空间。

《元史·杨大渊传附杨文安传》记述了杨文安与袁世安大战赤牛城的详细过程:

(杨文安)进攻梁山,宋将袁世安坚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力攻拔之,杀守将王智,擒部辖景福。围梁山四十日,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万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去。冬,进白帝城,夔帅张起岩坚守不出,文安以师老,乃还。


赤牛城城墙


根据这个记载,纵使杨文安焚毁了赤牛城的外城,杀守将王智,擒部下景福,袁世安还是凭借赤牛城“随方备御”,死不投降,最终在包围梁山四十天后,杨文安被迫撤出梁山,转攻万州牛头城和奉节白帝城。这个记载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当年袁世安率领固守赤牛城的军队叫“忠胜军”。这是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河北河东宣抚司为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以燕云之民置之内地而形成的义军,这支义军具有“勇悍可用”的特点。也许,袁世安正是依靠这支英雄的义军,创造了赤牛城久攻不下的奇迹。

然而,在周边城池纷纷陷落、大量将领降蒙的战争格局下,仅靠赤牛城的苦苦坚守,显然难以维持南宋王朝的江山。

德祐元年(1274)十二月,蒙军在攻占襄、樊之后,自汉水渡江,攻陷鄂州,然后大军东下,直指临安,沿江各州,望风而降,大批官员要么准备投降,要么开始逃跑。南宋景炎元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南宋大势已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袁世安作出了弃守的决定,于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庚午(十六日)“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归元,延续三十五年之久的赤牛城保卫战宣告结束。

《元史·杨大渊传附杨文安传》是这样记述袁世安归元过程的:

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降。文安以白德辉,德辉大喜,即遣文安将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

可见,袁世安归元的过程,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量,达成了一致。

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奉行重用南宋降将的国策,归顺元朝的袁世安也同样受到重用,参与了征战云南、缅甸的军事行动,官至都元帅,即对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控制的地区长官。


赤牛屯粮阻击“摇黄”

明末崇祯年间,梁山军民依靠赤牛城,上演了抗击“摇黄”之乱的英雄故事。

人们谈到清初的“湖广填川”,一定会谈到张献忠屠蜀造成四川人口锐减。其实,四川人口锐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摇黄入蜀。

摇黄,就是四川话中流行的“棒客”。崇祯二年(1629),陕北闹饥荒,高迎祥领着安塞县同村和附近村子里的七八十个年轻人,来到陕南汉中府打短工,后来高迎祥逃回陕北,留下的年轻人聚集在川、陕交界处,拿上棍棒,抢劫过往商队和行人,人们称之为“棒客”。

这些人逐渐自立山头,势力壮大,著名的有摇天动姚章儒,中斗星黄龙,整齐王张显,夺世王王友进,争天王袁韬,争世王杨秉允,行十万呼九思,逼反王刘维明,震天王白蛟龙,黑虎王王高,顺天王梁时正,黄鹞子景可勤,小汉王赵多多,小秦王王光兴,活阎王马朝等十五个头目,以摇天动姚章儒和中斗星黄龙二人势力最大,各自掌领着三四千人的队伍,其余十三个头目均听他俩指挥,故被称为“摇黄”,亦称“姚黄”。


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由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相继起兵,明朝官军忙于追剿,疲于奔命,摇黄的势力愈来愈大。张献忠入川之后,川西是张献忠的地盘,川南是南明的地盘,川东北则成了摇黄的地盘,但摇黄并无政治主张,他们一会儿打张献忠,一会儿打清军,一会儿打明军,一会儿投靠这个,一会儿投靠那个,是典型的土匪武装,川东北一带被他们闹得鸡犬不宁,梁平更是他们烧杀抢掠的重灾区。

明末梁山县人冯之珒在《冯氏历乱记》中对顺治二年(1645)八月摇黄进扰梁山有这样一段记述:

适里有自贼逃归者,云及十三家摇黄于广安州被重庆曾英杀败,路走梁山,陆续奔溃……旬日后,贼过尽,父率下坝遍访亲友,零星无几矣…… 同父、叔、弟,俱被系累,其贼甚众,各扯归主,四分星散……时大雨泥淋,身遭绳束,凄凉愁苦,不可耳闻目覩。

面对摇黄棒客的残酷屠杀,当时的土豪官吏迫不得已将粮草、金银屯于牛头寨上。梁山军民更是同仇敌忾,以县城为中心,依靠牛头寨、金城寨之险峻为犄角之势卫护梁山县城。摇黄匪军倾巢进攻牛头寨,几番强攻不下,损失惨重之后,最终在梁平停留十来天后,只好铩羽而归。而今,梁平军民当年依托牛头寨抗击摇黄匪军的故事,浓缩成了一句顺口溜:“赤牛屯粮,可阻摇黄”。


姚玉麟据寨抗清兵

朝初年,继摇黄之乱后入驻护卫梁山的是抗清英雄姚玉麟。

当时,赤牛城和附近的金石城、滑石寨一道,成了姚玉麟据守寨抗击清兵的三大寨堡,演绎出以金城寨为中心、牛头寨和滑石寨为支撑的抗清故事。

1644年五月,清军大举入关,清朝定都京师,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南方的明朝遗臣相继拥立朱氏皇族建立政权,史称南明。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当时的四川,被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控制。顺治三年(1646),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接着清军分兵出击,连破大西军营130余处,杀伤数万人,占领四川,大西政权亡。于是,各地反清势力占山为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吴伟业《绥寇纪略》一书,记述了清初四川军阀割据和姚玉麟据守金城寨的史实:

全省分崩离析,号令各擅;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宏据天子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朱化龙据松潘、曹勋据洪雅,又巫山之刘体纯、酆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卫之王光兴皆甚着。


夕阳下的牛头寨


可见,姚玉麟是清初割据梁山的首领。姚玉麟,名迟沛,原系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将领,崇祯十七年(1644)随张献忠第三次进梁山,清王朝建都北京的消息传来,他即在梁山金城寨安顿下来,一面扼险自保,抗击清兵,一面屯垦练兵,休养生息,与百姓处得也颇融洽。

不久,被南明小朝廷封为“佐明将军”,金城寨半岩上一石刻碑文曰“钦授标前镇守东北、挂佐明将军印,左军都督府都督姚玉麟,明永历乙未春建”,正是姚玉麟归属南明政权的明证。

康熙元年(1662),四川总督李国英率军剿灭夔东十三家,标志着川东的抗清斗争已经结束,四川全省已经平定。从康熙三年(1664)起,姚玉麟名义上归顺清朝,但暗中却积极联络各地力量抗清。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姚玉麟扣押梁山知县朱霖。光绪《梁山县志》记述了朱霖被扣和清军攻破金城寨的详细过程:

 朱霖,直隶人,监生。康熙十 九年任县事。时平西余孽谭宏封顺义侯,驻夔;姚玉麟封右路将军,驻梁山。闰八月,谭逆僭伪号陷大竹等州县,姚逆遂纵兵大掠执霖,囚送金城寨。时荡寇将军固山贝子,奉命扑灭。谭逆先伏诛,玉麟退保梁山以自固。明年正月,大兵抵梁山,霖遣仆缒岩,夜赴军营,备述玉麟虚实,且劝克期进取。将军喜,拔寨尽起,夜三鼓破城,获玉麟以下数百口,即出霖于囚,抚慰之曰:‘某战得克,君之赐也’,令仍视邑事。时邑方新复,民尽逃亡。官兵十五万,驻梁五月,军需无误。又招抚流亡,散给牛种,掩埋枯骨,疮痍顿有起色。复建学宫,振兴文教,士民颂之。”

由此可知,姚玉麟从清初占据梁山抗清,时间长达30多年,直到康熙二十年(1682)才战败被俘,至此,梁山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姚玉麟之所以据守梁山30多年,金城寨、牛头寨、滑石寨三足鼎立,互为依托,是军事上的重要保障。虽然,金城寨是指挥中心,但牛头寨、滑石寨等寨,都有重兵把守,否则,姚玉麟不可能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据守梁山如此长久。


方积抗击白莲义军

赤牛城上演的最后一幕英雄故事,是清朝中叶的抗击白莲教。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相传佛教净土宗始祖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故名。

流传到清初,白莲教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到嘉庆元年(1796)发展为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

梁平,是遭受白莲教进攻的重点区域。嘉庆元年(1796),达州白莲教首领徐天德、王三槐,率部开赴梁山虎城、新盛设据点,队伍逐渐扩大。直到嘉庆七年(1802),他们时断时续征战梁山县城,与清军打了数十场恶仗,殃及梁山全境。小南路的铁门、荫平、云龙、回龙、屏锦和西北部的碧山、袁驿、虎城、百里槽,新盛、礼让、聚奎等地则是反复鏖战的重灾区。

当时,带领梁山军民抗击白莲教肆虐的,是梁山知县方积。《清史稿·方积传》记述了梁山军民抗击白莲教的壮举:

方积,字有堂,安徽定远人。拔贡生。以州判发四川,补阆中知县,署梁山。达州东乡贼起,梁山当其冲,贼犯县境,营白兔山,守兵溃,积以一百人据小山为疑兵,贼不敢进。筑砦二百馀所,令人自为守。他县流民依集者三十馀万人。贼至无所掠食,屡出奇兵击走之。坚壁清野之法,盖自梁山始。既而万县宝灵寺贼起,越境剿平之,又助大兵歼伍文相於石坝山,卻林亮功於望牛垭,毙亮功弟廷相,赐花翎。擢宁远知府,仍留驻梁山,凡四年。至嘉庆六年,诸路贼渐平,调夔州。


清朝白莲教起义


这个记载表明,方积任职梁山六年,为抵抗白莲教,激励军民构筑寨堡200多个,接纳外地避难民众30多万,而且在四川首创“坚壁清野之法”。

筑寨保民,是“坚壁清野之法”的核心,而牛头寨实为群寨之首。从南宗抗蒙,到抵御摇黄,再到姚玉麟抗清,牛头寨都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因而有抵抗白莲教的战争中,方积带领军民果断重筑牛头寨,作为拱卫梁山的第一城堡。方积在《阅梁山诸寨长诗并序》中这样描述牛头寨:“峭壁悬崖,中通一径……寨巅有茂林,四望夷坦……”。可见,牛头寨有方积心中的分量之重。

方积守卫梁山,立下汗马功劳,而且首创“坚壁清野之法”,为全川效仿。正是方积政绩显著,先后升任川北道、盐茶道、按察使,最终官至四川布政使(相当于省长,职位仅次总督)。史称方积“官四川二十馀年,驰驱殆遍,山川风土,了然於胸,用兵辄独当一面。及任籓司,僚属多故交,一无瞻徇。清节自励,尤为时称。”


本文作者李永明,系资深文史学者和文旅专家,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重庆旅游与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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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李永明     

           责编 | 戈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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